与祖国同心同行 ——全国政协海外侨胞代表考察团赴四川考察综述
浏览：806 发布时间：2020-09-23
考察团在成都郫都区战旗村考察乡村振兴情况
泸州市叙永县江门镇古寨社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调研背景：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实现“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时间紧、任务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洪涝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凝聚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各方面力量，全面做好收官阶段各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进入冲刺脱贫攻坚的“最后一百米”，作为全国扶贫任务最重省份之一的四川省，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哪些成绩？又将如何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效果？为进一步向海外侨胞展示和宣传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增强对中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信心，9月6日至11日，由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分党组书记朱小丹率领的海外侨胞代表团赴四川进行实地考察。
乡村振兴美化老乡们的“金窝银窝”
入秋之后，川府大地天气逐渐转冷，但成都郫都区战旗村却一点儿也不“冷”，四面八方前来参观的游客让战旗村充满了人气。
战旗村位于郫都区、都江堰市、彭州市三地交界处的柏条河畔，全村幅员面积2.06平方公里。它因乡村振兴改革而闻名。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战旗村视察，开启了它的发展新征程。
9月7日，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走过的路，海外侨胞们走进战旗村。抬眼望去，一栋栋川西风格小楼，错落有致的粉墙黛瓦，鲜花绿树掩映的村庄，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秀丽迷人，幸福的笑容写在每一位村民脸上，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宏图正徐徐展开。
木梁、灰瓦、青石路；酱园、鞋店、豆瓣坊、蜀绣、竹编……漫步战旗村自主建设的“乡村十八坊”，石子路两侧是一间间手工作坊。往里走不远，就看到62岁的赖淑芳老人坐在自家唐昌布鞋坊的长凳上纳鞋底。
“老人家，您今年的生意怎么样？受疫情影响大不大？”握着老人的双手，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朱小丹关切地问道。
“复工半年了，现在每天的销量在50双到70双……”赖淑芳指着一排黑色白底的布鞋表示，这是习总书记同款，总书记自己掏钱买了一双。
“我们这里入驻的商户，很多都是集销售、展示和生产于一体。”战旗村党总支委员易春阳介绍说，“乡村十八坊”筹建之初是为了解决战旗村农村工匠的营业场地，如今它已进阶为集非遗产品生产、开发、科普教育等为一体的文化旅游地。“以后‘乡村十八坊’还将扩建，主要发展餐饮、亲子体验等项目。”
“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做足特色、增加赢利点是乡村旅游项目需要直面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侨联主席刘以勤表示，“乡村十八坊”用文创的形式，将乡土文化与现代经营相融合，不仅丰富了业态，也让村集体增收途径更加多元化，这是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乡村振兴要充分抓住和用好政策机遇，激发释放农业、农村、农民的活力。”新加坡天府商会会长杜志强表示，战旗村不等不靠，主动作为，以改革激发农业生产要素的活力，促使惠农政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如果说战旗村是依托先天的资源禀赋，引导村民走出一条从“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转型的乡村振兴战旗路径，那么宜宾市宋家镇胡坝村，则让考察团看到了“空心化”的农村实现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和探索。
在胡坝村贫困户谢兴华家，朱小丹详细询问了他家的收入来源和生活现状，了解“两不愁三保障”落实情况。
据了解，胡坝村是省定贫困村，全村共有1802人，2014年精准识别建卡贫困户96户315人，贫困发生率为17.48%。“一条独路三米五，土地贫瘠不出谷；青壮年人多外出，空巢孤寡生活苦”，这是胡坝村以前的真实写照。
穷则思变的胡坝人民积极行动起来，从扶志扶智、量身定做产业、引入能人带动等方面入手，在短短3年多时间里，从一个贫穷落后的贫困村一跃成为令人艳羡的“福坝”村。2019年，胡坝村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120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4万元。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不仅要认识到农村‘空心化’带来的问题，也要抓住困境下潜藏的机遇。”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归侨总会监事长刘雅煌表示，农村“空心化”现象虽然导致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无法适应现状，但也为发展现代规模特色农业提供了绝佳契机。
“乡村振兴，产业是重点，人才是关键。”在意大利中意青年联合会会长郑再生看来，乡村振兴必须要解决好产业兴旺和人才聚焦的问题，必须要发展好适应乡村特点和社会需要的现代农业产业，以充分的就业和高性价比的收入吸纳、留住人才。
“发展乡村经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与郑再生的观点相似，欧洲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商会主席张松伟也表示，发展乡村经济，吸引并留住在外的乡村青壮年回乡发展，对于缓解人口空心化和实现乡村振兴有非常好的效果。
“乡村振兴须注重培育新乡贤队伍。”威尼托华侨华人工商联合会名誉会长刘建国表示，新乡贤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培育发展壮大这支队伍，注重发挥新乡贤文化、舆论、价值、示范引领作用，是乡村振兴亟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常务副主席刘光新表示，胡坝村的探索和实践，让人们看到，人的问题解决了，农村成为让人魂牵梦绕的家园，成为干事创业的热土，乡村振兴自然水到渠成。
“胡坝村以‘产业强村、机制活村、治理兴村’建设为引领，把胡坝变成了‘福坝’。战旗村把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农商文旅融合发展。”朱小丹表示，这些充分说明四川脱贫攻坚工作扎实、精准，下足了“绣花功夫”，使侨胞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增强了对中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唱响革命老区新长征战歌
“嘿哟嘿，嘿哟嘿，中国工农红军诶，在这里四渡赤水诶。嘿哟嘿，嘿哟嘿，赤水河是革命河诶，是红军的河……”位于泸州市古蔺县太平镇边上的太平渡渡口，是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二渡、四渡的主要渡口，见证了红军四渡赤水的辉煌和军民一家亲的佳话。
红军过后，太平镇古街留下了大量的“红色”遗迹，红军标识随处可见，红军故事广为流传。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博物馆也在此街。
走进博物馆，红军号谱、红军印、苏维埃纸币等700余件文物历历在目，声光电技术再现当年激烈战争场景，侨胞们详细了解和追忆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辉战斗历史，感悟革命先辈们不畏艰险，为人民谋幸福，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革命精神。
“太震撼了，这些以前只是在书本上看到，今天来到实地，一景一物还原了当时的情况，让我深深地受到了一番教育，革命先烈们真的可敬可佩。”作为此次考察团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来自法国的陈玛格是一位“90后”女孩，“看到这些革命先辈为了祖国和人民奉献出生命，触动了我的心弦，让我知道了当年革命的不易，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这些动人的革命故事和崇高的革命精神，为太平镇以及古蔺县积淀了丰厚的红色文化沃土。”在新西兰绍兴会馆馆长曾子彦看来，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些得天独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和优势，打响红色文化品牌，推动当地脱贫攻坚和全域旅游。
打造一个红色旅游点，带动一个区域脱贫。利用好红色资源，是古蔺发展与脱贫攻坚的重要路径之一。
地处川黔交界地的古蔺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乌蒙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重点县。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当地群众生活异常贫困与艰难。“十年九灾难、三年两不收”，是当地贫瘠生活的真实写照。
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以来，古蔺县利用丰富的红色资源抓实旅游产业发展，以国家乌蒙山片区规划建设为载体，积极融入川黔渝旅游“金三角”开发大格局，在太平、二郎、东新等乡镇，打造一个集休闲、旅游、度假、康养、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旅游综合体，带动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据了解，截至2019年底，古蔺县贫困人口已从2013年底的115159人减到2082人，贫困发生率由14.9%降至0.27%，117个贫困村全部退出。今年2月四川省政府正式批准古蔺退出贫困县序列。
“红色文化成了古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动力与助推器。”澳门侨界青年协会理事杨骏认为，通过开发利用红色遗迹、发展红色文旅产业，古蔺县实现了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双向互补、良性循环。不过，他也表示，古蔺县在发展旅游产业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保护历史文化遗存，防止过度的旅游开发建设对环境的破坏。
与杨骏的看法相似，西班牙西中经贸文化促进会会长毛燕伟表示，保持旅游景区完整性十分必要，对相应区域要划定保护范围。同时他也建议，工业用地选址必须与城镇及旅游区，保持适当距离，避免对城镇及旅游区的干扰，减轻对大气和水体的污染。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红色基因隐藏在太平镇百姓的语言、民风、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中。”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副主席王伟表示，传承红色基因和追求经济目标两者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要让当地民众积极参与到红色旅游业发展中，强化他们对红色精神的追求，激发其通过劳动脱贫致富的决心。”
“红色旅游扶贫是特殊主体，特殊产品，需注重因地制宜。”英国中华总商会执行主席杨腾波认为，实施红色旅游扶贫攻坚，应注重创新方式，强化精准措施，坚持红色引领，做到规划先行。
“文化产业已成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美国华盛顿中美教育基金董事田长桉表示，国内县域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地方因地制宜，创造了特色文化产业。但同时也要看到，很多县域文化产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依然面临着基础薄弱、总量不大、动力不强、创新不足等问题。“发展县域特色文化产业要‘小而美’‘小而专’，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游则游’。”
换一方水土安居又乐业
9月9日上午，泸州市叙永县江门镇古寨社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广场，王文君和妻子正在打扫小区的环境卫生。
漫步在江门古寨安置点，整个小区配套设施齐全，宽广的休闲广场，整齐排列的太阳能路灯，一排排青瓦白墙的民居错落有致，小桥流水，绿柳红荷，双向四车道的柏油马路通达四方……到处展现出农村生活的变化。
“以前住山上，交通不便，老房子背后就是大山，只要下大雨，一家人都提心吊胆。不是没有想过搬出去，只是没有这个经济实力，这回搬下来，舒服多了。”搬迁后，王文君家住进了四室两厅，再也不用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他和妻子也有了新工作———负责社区里的公共卫生。
这是江门镇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头号工程后，古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的贫困群众通过劳动增加收入，保洁只是其中之一。
江门镇位于四川盆地南缘，属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全镇幅员面积164.68平方公里，辖11个村、1个社区，总人口3.8万人，其中贫困人口2422人。
在古寨安置点，除了王朝远一家，还有157户易地扶贫搬迁户，他们不仅搬进了新房子，大部分人还找到了保洁、绿化、家政等工作，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和标志性工程，也是其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事关脱贫攻坚工作全局。
据了解，江门古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采取“以产定搬+产城相融”的新模式，确保贫困户“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真正实现了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四个好”目标，携手奔向全面小康。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易地扶贫搬迁全过程都应抓住这个重点。”新西兰中国致公协会总会会长邱玉民表示，一户人的搬迁，是生活的改变。上万人的搬迁，则是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的生动注脚。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总会顾问王彦博认为，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要切实做好搬迁农户社区融合管理。“通过社区建设、文化建设等，让搬迁户参与社区服务管理，促进搬迁户融入新的城镇生活，增强归属感，形成新的生活习惯，真正转变为居民。”
“易地扶贫搬迁，搬的就是人心。”意大利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项进光表示，政府在做搬迁群众的安置后续工作时，需要理解他们的文化适应过程，“要循序渐进做引导工作，用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方式方法为搬迁群众提供服务。”
在意大利华侨华人友好协商会主席季志海看来，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落脚点是通过就业能力塑造、产业布局创造就业岗位等路径，实现搬迁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增收、减贫脱贫的目标。为此，他建议，“成规模的安置点在推进工程建设同时，要同步推进搬迁户就业、产业培育、搬迁后管理、县乡发展与安置点的关系探索等，确保搬迁一户，长期稳定脱贫一户。”
据了解，江门镇针对贫困户实际情况，通过招聘会、推荐入职、公益性岗位、劳务输出培训、农民夜校等多种途径，促进搬迁户就业，实现了户户有人就业，家家都有稳定增收。
今年36岁的王正均，是原江门镇大元村一社的村民，因父亲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全家一度因病致贫。2014年，王正均一家进入建档立卡精准扶贫户，2017年10月通过易地搬迁政策，搬迁入住古寨集中安置点。“以前我们家住的是土房，家里就种点庄稼、砍竹子卖钱。因为交通不方便，孩子走路上学要将近两个小时。”王正均说，“现在我和妻子进入江门豆花一条街的餐馆工作，每月能收入6000元左右。孩子读书方便了，老人看病也方便了，房子也比老家宽敞明亮许多，生活越来越好了。”
古寨安置点外面的江门豆花一条街，依托周边旅游资源，在吸引游客的同时，为安置点的村民们提供了众多就业机会。而同样离安置点不远的江门竹浆厂，对于带动搬迁贫困户增收致富，也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
“就业增收是易地扶贫搬迁的难点和关键点。”西班牙温州总商会会长张永树表示，搬迁必须与就业减贫政策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搬迁群体的脱贫问题，“如何利用产业的就业机制吸引贫困户搬迁，避免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执行困境，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就业减贫的核心。”
保障贫困群众增收致富是易地扶贫搬迁的“重头戏”。在丹麦中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曹燕灵看来，通过配套易迁点产业项目，助推脱贫，特别是可以引进企业入驻、搭建就业平台，就近吸纳和安排易迁点未就业劳动力就业。
“扶贫搬迁重点还是要扶智扶志。”阿根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会长李文忠表示，多渠道多方式解决群众增收是关键，只有保障搬迁群众生活需要，才能真正实现“断穷根”。
“侨胞们的真情感言和真心建言，让人很受启发。”朱小丹表示参加这次考察的侨胞既有商界成功人士，也有社团负责人，还有不少是华裔新生代，都是海外侨胞中的中坚和骨干力量。希望大家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多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献计出力，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独特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新的力量。
人民政协报孙金诚
